1001 天棄其類,錯愛必傷

冠冕唐皇 1001 天棄其類,錯愛必傷

延英殿中正在奏事的兩員乃是中書侍郎李嶠與禮部侍郎張說，所進奏的主要是今春科考事宜。

經過朝廷多年的大力推廣，科舉諸科已經發展得甚具規模，到了今年應考諸科的貢舉人數也是連攀新高。在見到禮部呈送已經注名應試的舉人名單時，圣人自有一股天下英才俱入吾彀的欣喜。

雖然應試舉人已達新高，但朝廷過去數年也積攢了豐富的科舉經驗，特別開元初年先后將科舉進行糊名制并轉為禮部籌辦這兩項重要的改革，到如今早已經形成定式，今年也不需要再作什么大的調整。

雖然眼下科舉還沒有正式舉行，但從去年入秋開始，諸州貢舉人便開始陸續入京，到現在也在京城中廝混多時，不乏一些才學有成者已經脫穎而出，聲名頗受傳頌。

過去數年，朝廷針對科舉屢有杜絕達官顯貴加以干涉影響的規令，所以如今的干謁之風并不怎么盛行。

但這并不意味著那些應舉的士子們無從顯耀才學，像從去年秋里便開始舉辦的各種文會，以及翰林院所主持的華文館也應時蹭熱點的編修了幾卷當年應舉士子的詩文精選。

特別是后者，從開元五年編修至今，已經被譽為是禮部科考的風向標。大體上只要詩文能夠選入其中，那在科舉考場上只要發揮正常，便會大概率的應試及第。

像是第一年的詩文選粹，便涌現出名動兩京的《應制春江花月夜》。《春江花月夜》乃樂府舊題，早年圣人微時便有著新，只得兩聯四句，但已經是氣象非凡。

之后常有時流因之續寫，擬以應制為題，也都頻出佳篇。隨著時入開元，更成了一個士林文壇中長盛不衰的詩文游戲，凡所稍具詩名的才流，幾乎都有應制春江詩作。

這么多才流參與，春江題再想出新驚艷已經殊為不易。而就在開元五年，吳中應試舉子張若虛再有新篇問世，同樣是以圣人故題續擬，可謂是文采富麗、意境綿長。

這一首《應制春江花月夜》一經面試，便廣受傳頌，特別是獲得了時任太常少卿的詩壇領袖沈佺期的激賞，認為與圣人故題文辭意境最相統合，盛贊為此篇一出，余者春江筆可以悉數停止。

更有傳言說，當年就是因為沈佺期對張若虛的欣賞，所以才奏請朝廷由華文館編修舉人時文選粹，而張若虛也果然在當年便應試及第且名列前茅。因此在士林民間，這每年精選的詩文選粹又被稱為春江榜。

民間各種傳言真假參半，但有關此事倒也基本符合事實。

當年圣人以兩聯四句《春江花月夜》勾引著沈佺期幫助自己翻新《萬象》大曲，可以說是獲取到了步入人間的第一桶金，沈佺期也因為從龍于微而仕途顯達。

但官場上的得意仍然不能彌補《春江花月夜》的遺憾，畢竟這是他與圣人君臣情誼的開始與見證。圣人擱筆不續，而時流凡所續筆雖然也不乏美篇，但總覺得頗違圣人舊句的氣韻。

李潼還記得，當年沈佺期在坊中得聞已經傳頌開來的張若虛春江詩后便驚喜不已，甚至在傍晚時分還返回皇城，將全詩錄下并連夜送入大內。

春江詩究竟怎么回事，李潼自然是心知肚明。

他之所以只開了一個頭便擱筆不寫，也是希望能給后輩留一出頭之日，張若虛此題究竟何時擬出他也并不清楚，但眼見到在自己的啟發之下于應舉當年便全篇面世，他也為此欣喜不已，更有一份穿越千年與古人詩文結緣的奇異感想。

所以當夜他便召見了沈佺期，并同意其人請奏憑詩文選粹助少輩揚名的請求，也是希望籍此幫助提攜張若虛一把。

只不過張若虛雖然詩才富麗，但文辭卻有欠莊謹，而當年主持科舉的陳子昂又是倡導詩文革新的先鋒人物，對春江詩這一珠玉不甚推崇，便將當年集英館出身的韓休點為了進士榜首。

但無論如何，張若虛憑此一篇《春江花月夜》，也成了江南士林的代表人物，因其詩而衍生出來的華文館春江榜，更成了盛傳一時的佳話，不復再有落寞于當時的際遇，也算是圣人借其詩才的回報。

今年的春江榜詩文選粹也已經選定付刻，雖然沒有出現《春江花月夜》那樣驚艷傳世的名篇，但各類入選詩文也都精彩紛呈。

張說今日入宮奏事，也帶來了華文館所挑選出的詩文底稿。這其中評價比較高的，乃是一篇述事的駢文，名為《開鑿大庾嶺路賦》。

這一篇賦文，講的是廣州都督劉幽求在嶺南開鑿山道的事跡。大庾嶺乃是嶺南五嶺之一，雖然山勢并不雄奇，但卻丘陵綿延，熱瘴林密，是嶺南特別廣州與內地交通的一大障礙。

秦漢之際，此地便有關名橫浦關，秦末趙佗據此叛秦、建立南越國，漢武帝時征討南越國亦從此關殺出。南朝東晉與劉宋之交的天師道之亂，同樣也是據此關防起事。南朝梁侯景作亂建康，陳霸先自大庾嶺殺出平滅其亂，并創建南朝陳國。

大庾嶺雖然不如北方諸關隘那樣聲名盛極，但與嶺南局勢之安危也是密切相關。

哪怕到了大唐年間，許多時流仍然將此關嶺視為嶺南第一險途，諸如此前遭貶嶺南的宋之問，便有《題大庾嶺北驛》《早發大庾嶺》《度大庾嶺》等一系列相關詩作，更在詩中將“度嶺”比擬為“辭國”，認為大庾嶺以南近乎異域。

開元五年，劉幽求出任廣州都督，其中最重要的一項任務就是加強嶺南地區與內地之間的聯系。

劉幽求到任之后籌措兩年之久，才在開元七年組織嶺南唐番百姓、并在地方大族的支持下開鑿大峪嶺山道，歷時兩年山道始成，自此之后大庾嶺不復溝嶺綿密，車馬可以暢通無阻。

這一篇《開鑿大庾嶺路賦》所述寫記錄的正是這一事跡，區區幾千字的文賦，上溯秦漢之關嶺險惡，以及開鑿大庾嶺山道過程的辛苦艱難，一直到山道貫通后嶺南士民因此得利的歡欣鼓舞，的確稱得上是論述翔實，描寫深刻。

張說見圣人捧卷細讀這一篇文賦，便也笑語說道：“此文伴州官治境安民壯舉而生，文筆雄健，為事增彩，古今之殊異、前后之利弊皆翔實道來，已經頗得南朝庾信賦史之古韻，又無庾某好為艷筆之夸誕縱情，可謂是文題中正，意達上等。國朝興治，雖嶺南遠疆亦能有此珠玉投獻于朝，開元文治之盛，亦驗此一斑！”

南朝庾信文筆壯麗，就連張說本人都有詩贊其“筆涌江山氣，文驕云雨神”，更被后人稱頌為梁之冠冕，啟唐之先鞭，集六朝之大成，導四杰之先路的駢文巨匠。

可是現在張說這個庾信的小迷弟評價這一篇出自今屆舉人的文賦，居然言其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可見對于這一篇文賦的欣賞。

不過在看到這一篇文賦的作者后，李潼對張說所給與這么高的評價也不覺得意外，畢竟兩人在原本史上就頗有交集與淵源，文賦作者張九齡，正是張說的干孫子，更是張說政治與文壇聲望的繼承人。

歷史上的張九齡，號稱盛唐最后一位名相，更是大唐宰相風采氣度代表人物之一。其人雖然出身嶺南大族，但嶺南人在大唐的政壇整體上都乏甚存在感。

張九齡之所以能夠突破地域的限制，除了本身才能氣度的確超人一等之外，更重要的便是獲得了張說這個文壇宗主與當朝宰相的賞識與提拔。

歷史上張說對張九齡的提拔可謂不遺余力，不獨借助自己文壇上的影響力為張九齡揚名，積極的向玄宗舉薦其人，這一份交情更延伸到私情上，以同族而敘昭穆。

張九齡對張說的賞識自然也是投桃報李，在張說與姚元崇的權力斗爭中便積極沖在一線、毫不惜身，張說去世后更親自執筆、擬寫墓志，署名族孫。

當然真正讓張九齡成為盛唐名相的也并非兩人之間的私情，張九齡雖然循張說而見顯，但當成為宰相后，還是超越了張說的影響力，做出了自己的一番作為。特別其人諫殺安祿山卻不獲玄宗應允，之后安史之亂爆發時更讓時流感慨張九齡識人之明。

李潼對于張九齡自然是印象深刻，不僅僅在于其人史書中的形象，更因為張九齡這個名字早在之前便不乏人向自己提及。

如今開元幾位宰相，王方慶、李昭德、劉幽求等都曾先后擔任廣州都督。禁中君臣偶爾閑話時，李潼或會問起嶺南地表有什么出色人物，幾人也都不約而同的講到了張九齡。

一方面自然是因為張九齡出身嶺南顯宦人家，所以才在少年時代便有機會同廣州都督這樣的封疆大吏產生交集。

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此子自幼便聰穎早慧、學養不俗，否則幾位宰相也不會對遠在天南的一個州官之子印象深刻，乃至于轉達天聽。

特別是眼下仍在廣州任上的劉幽求，在去年貢表之外附書一則，就是比較正式的向圣人舉薦，書中言道此子雖然功名未著、但請圣人勿以常材后進審之。

張九齡不獨詩文見壯，甚至對嶺南政治也頗有匡見，在劉幽求開鑿大庾嶺山道之際，其人便暫充幕僚，積極奔走聯絡嶺南諸豪強宗社，如此用工繁重的一項工程，沒有在嶺南造成民怨沸騰，張九齡上下聯絡溝通之勞也是頗有助益。所謂天南入貢，海陸時料之余，此員亦可稱一珍。

唐人愛賞評時流俊彥，且言辭不乏夸大，諸如狄仁杰年輕時便被稱許為“北斗以南、一人而已”。劉幽求對張九齡的評價則是天南一珍，倒也頗得時代三味。

有了大臣們頻頻提及，再加上原本歷史的記憶，李潼想不注意張九齡都難。

這個還未有功名出身的廣東小青年，還沒有入京便已經簡在帝心，因為錯過了去年秋貢入京，李潼甚至還傳令廣州市舶司具車一駕、專送張九齡入京應試，也算是表彰他在開鑿大庾嶺山道所做的貢獻。

當然，這件事只有受命諸員知曉，李潼也并沒有對外宣揚。畢竟張九齡眼下只是一個嶺南貢舉人，若恩眷太盛、人盡皆知，勢必會影響到科舉的考選結果，對其他貢舉人而言是一個打擊，對張九齡也未必是好。

且不說張九齡已經得到圣人的眷顧，倒是張說這個歷史上的伯樂并不知已經被人挖了墻角。

他自安南都護府歸朝后，便歷任臺省官職，與張九齡之間全無交集。但宿命的力量仍然強大，哪怕僅僅只是看到張九齡一篇賦文，便表露出極為欣賞的態度，可謂是王八看綠豆，但卻不知有人已經先下手為強。

此時聽到張說對張九齡賦文的激賞，圣人卻板起臉來正色說道：“國家所制典選科舉，自是才流匯聚、人共競艷。選司凡所當直，只需就案論事，不當以案外雜聲充斥選則！華文館所制時文所可賞鑒，但功名考授仍定于禮部試中，切忌通案混淆、有干公允！”

張說聞言后連忙點頭應是，心中卻有些疑惑圣人對這個名為張九齡的舉人感官究竟是喜是惡，而來日就案監考時，他究竟是要憑才取人，還是要循圣意取舍？

他并不知這也是圣人對他的一個小小考驗，想借此看看他是否已經具有進入政事堂的資格。

張說也是一個少年成名的典范，永昌年間制舉奪魁、驚艷河洛，憑一己才力突破了家世的不足，獲得許多時流名臣的欣賞。進入開元后，在朝則歷任臺省，在外則經治地方，可以說是皆有建樹，到如今資歷上也已經足堪拜相。

但不同于宋璟的入朝便立即拜相，李潼對張說還是有所保留，不是因其才能有遜，而是因為這家伙太聰明了、以至于原則性不夠強。

眼下開元政治井然有序，倒不存在什么大是大非的立場問題。憑張說的才能資歷，拜相也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但是早是晚，區別卻很大。

眼下的張說，年紀還不到四十，但時譽已經頗著，在士林文壇中的聲譽已經威脅甚至將要超過李嶠這位老國手，即便此際拜相，也可以說是眾望所歸。

但張說為人靈活、社交能力極強，壯仕之年便高居宰執的話，一旦原則性與自律性稍遜，就非常容易滋生朋黨、逾越本分。

這也是李潼一直對其且用且防的原因之一，如今內外事務日漸繁多，他的確需要執政能力極強的臣員待在政事堂。諸如鐘紹京等舊人雖然忠誠可靠，但在能力上卻有遜色，所以即便拜相也往往擔任并不長久。

如今政事堂幾名宰相，也不是李潼理想中的最佳組合，像戶部尚書姜師度，明明已經位居宰執，但卻仍然有欠執政全局的視野，所關注最多的還是天下州縣何處可以修埭通漕，偏科的嚴重。

宰相這個位置不止要溝通上下、作為帝王與朝廷溝通的橋梁，也要具備全盤的視野與通辨的能力，才能上如果有所短板，就會加倍的彰顯出來。

過去幾年政事堂官位輪換也有多員，但真正稱職的卻是不多，能夠得一個中否相間的評價已經算是客氣。這還是因為有圣人總攬大局，天下由亂轉治、國力蒸蒸日上的大方向所導致的，宰相們的政治之功則就體現的不夠明顯。

過去數年，朝廷的執政脈絡是從最初的由亂入治、恢復生產，再到重修武備、向外開拓，擴增財源、修律修典，到如今，內外都已經沒有大的危患，或者說一些隱患都已經潛伏下來，難以再直接的察辨出來。

這樣的局面，其實需要執政的宰相們擁有更強的能力，才能見微知著、從小處察覺并杜絕隱患的發展。

張九齡之所以能夠成為開元最后一位名相，就是因為在他執政期間，能夠從盛極一時的開元盛世當中洞察到許多的積弊與隱患，并在之后的年歲中一一應驗爆發出來。

只可惜那時候的開元政局已經不復最初的開明包容，君臣承平享樂、諱疾忌醫，沒能進行系統性的自我糾錯。

李潼雖然不失居安思危的覺悟與精神，但他畢竟高高在上、久居禁中，很難完全體會民間的疾苦，所以也就需要宰相們正諫匡扶，才能給世道局面的發展帶來新的推動力。

因此對于張說，李潼也就有著更高的要求，除了才能之外，更看重其品德是否有了長足長進。張說歸朝數年，一直都在考察期中，這一次主持今年的科舉，便是一次階段性的考核。

至于說截胡張九齡這個張說的干孫子，也不只是純粹的惡趣使然。

能夠得到前后幾位宰相的欣賞舉薦，張九齡才學自然已經頗有可賞。得到圣人的關注后，更不需要再走原來的老路、投身張說門下。

李潼是打算將張九齡培養為張說的競爭者，在未來無論是政壇還是文壇，都逐漸的將張說給取代掉，自然容不得兩人相見兩歡、其樂融融。

張說自然不知圣人這一番思路，他還沒有真正上位，便給他準備了一個宿命之敵。若是知曉了圣人這一想法，怕是少不了要感懷圣人的用心良苦。

延英殿奏對完畢之后，李嶠與張說便起身告退，而早已經在側廂等候多時的宋璟也被宮人引入了殿中。

“臣叩見圣人！”

宋璟趨行登殿，先作大禮參拜，直至殿中響起圣人口稱免禮，這才緩緩抬起頭來，及至見到圣人正一臉親切笑容的垂眼注視著他，神情便又不免激動起來，再作稽首道：“舊者使命出京，天顏一別經年之久，臣幸不辱命、歸來再拜，窺我主上盛態如昨、音容不損，感恩蒼天、庇我明主，唐業壯盛、盛斯一身……”

李潼聽到這話，不免大笑起來，終究還是感情深厚的老同志讓人感動啊，久別重逢，旁人或許感慨世道之變遷、君威之日盛，唯有宋璟感動于圣人還是跟當年一樣帥！

當然這話也不只一人說過，但從宋璟口中說出則就顯得更加動聽，因為在他口中講出才更像是事實。

“昔年情事，亦常縈繞懷中。但今眼望卿，卻已經不是故態。宋卿身系重任，使遠繁勞，匡社稷于邊土、復唐威于東胡，國肥卿瘦，增損之間，讓人感動啊！”

李潼站起身來繞過御案，親自將宋璟攙扶起來，君臣對望，彼此眼神中都充滿了久別重逢的喜悅。

待到各自歸席，李潼才又問起一些平滅粟末靺鞨的細節。

雖然說早年張仁愿入朝的時候，遼東方面的東胡問題已經頗有改善。但是乞四比羽所率領的粟末靺鞨仍然滯留海東，且背后還有新羅人的暗中扶持，一些高句麗與百濟遺也都向彼處靠攏，靺鞨人的勢力一度壯大到十萬戶之巨。

宋璟到任之后，雖然也在積極征討靺鞨賊眾，但當時東北并非大唐主要用武之地，加上乞四比羽得到新羅的暗中支持，一直游遁于海東與大同江南北高句麗故地，始終抓不到全殲其部的機會。

一直到了開元七年，事態才迎來了新的轉機，新羅的孝昭王英年早逝，但卻并無嗣子繼位，只能求訪大唐，希望大唐能將作為質子的王子金隆基遣返冊封。

當然，金隆基也并不是新羅國王的唯一選擇。新羅奉行骨品制度，擁有王位繼承權的圣骨早在多年前便已經斷絕，自武烈王金春秋之后便都由真骨家族繼承王位。

雖然一部分新羅貴族仍然希望武烈王金春秋后嗣為主，畢竟新羅是在金春秋父子手中完成了半島上的統一。但也有一部分新羅真骨家族認為武烈王世系享國已久，如今既然絕嗣，那便是天奪其眷，并不想將金隆基迎回，而是由其他真骨家族繼承王系。

因為新羅內部發生的混亂，一直到了開元八年朝廷才接到新羅所投遞的國書。

當然在此之前針對新羅的內亂也已經有所商討準備，為此甚至叫停了向漠北郁督軍山出兵的計劃，以泉玄隱與黑齒俊這兩個高句麗與百濟遺民的代表為使節，護送新羅王子金隆基歸國繼統。

彼時朝廷已經做好了唐羅之間再開始大戰的準備，宿將楊玄基、張九節等也都各領河北人馬奔赴營州待命，靺鞨人的存在反而成了一個次要問題。

然而這一場唐羅大戰終于沒有打起來，畢竟高宗年間唐羅之間之所開戰，一者在于新羅國內群情統一，二者還有百濟與高句麗故地的巨大誘惑，第三大唐還身陷與吐蕃交戰青海、兩線作戰的泥沼中。

可是如今大唐邊疆無事，反而新羅國內陷入了沒有君主的內亂中。最終，唐使還沒有抵達大同江以南，新羅國中的政斗便以親唐一派的勝利而告結束，群臣北向趨迎大唐所冊封的新王。

金隆基歸國繼位之后，有鑒于國情仍是不穩，再加上也親眼見到營州數萬唐軍陳戈待征的場景畫面，于是便上書朝廷，以德薄力弱、難轄遠土，懇請朝廷再于大同江以南重置熊津都督府，而熊津都督府所轄便是百濟故地。

大唐在攻滅高句麗與百濟之后不久，便與新羅之間圍繞這兩國故地展開了長達七年的唐羅戰爭，最終迫于兩線作戰的壓力，大唐接受了新羅的入貢請罪、結束了這一場戰爭，同時也算是承認了新羅對兩國故地部分占有的事實。

不過這一次因為新羅內亂，新羅王金隆基全憑大唐的扶植才能歸國繼位，為了穩定彼此之間的關系，又不得不將此前所占有的成果吐出，百濟故地再歸大唐掌控之中。

大唐雖然重新設置了熊津都督府，但又在百濟故地與新羅接壤的區域設立了一個臨海郡國，以新羅貴族金朝隱為臨海郡王。

這個金朝隱同樣是武烈王金春秋的后嗣，其父金仁問常年留唐，甚至在唐羅戰爭期間還一度被高宗皇帝封為新的新羅王。現在大唐助其析地立國，自然也是為了保持新羅的持續分裂。

沒有了來自新羅的扶持與幫助，靺鞨余寇便也沒有了繼續折騰的余地和空間。

在營州都督宋璟步步為營的持續逼壓之下，其生存空間逐漸收縮，終于在去年初冬之際，唐軍探知到乞四比羽老巢所在，一戰將之圍殲，結束了自契丹叛亂以來持續近十年之久的靺鞨之亂。一度讓圣人警惕不已的渤海國，終于被成功扼殺在萌芽之中。

“此役授首賊酋，乞四比羽以降凡十數人等，另有陣前受縛多人，目下已經在押營州，只待朝廷遣使降罪懲戒。首惡諸員以外，另有粟末靺鞨并諸東胡雜部三萬余戶，亦需妥善安置……”

一場戰爭結束，仍有大量的首尾要跟，特別對于收復領土與民眾的管理，更關系到戰爭的成果能否長久保持。所以在講到這幾萬戶靺鞨戰俘的安置問題時，宋璟也是不免神情嚴肅。

李潼聞言后便又詢問道：“有關這一事則，宋卿可有良策構計？”

宋璟多年擔任營州都督，對此自然不乏思考，聽到圣人的垂問，便即刻說道：“靺鞨本非新患，舊置營州，役使之余，亦不乏賜田授地之恩，之所以仍然易躁難馴，不在于民不可教化，而在于其所領戶宗主欲壑難填！臣攻入賊營時，所見士無甲、民無衣，喪亂饑饉，老少難活……

生熟諸胡，之所以胡性深在，在于其所督統諸酋欺上虐下，凡此諸類仍在，便難移風易俗、從善教化。此諸類圈民為畜，截挾王命，若不加根除，縱有德治布施，亦是枉設，天恩獨攬而下民倍怨！

若必欲招納群胡，需絕其封建世統，編戶納之。不需厚幣良田，雖三畝薄業亦倍余舊所生計，散附州縣，可補耕墾生力之不足。胡性散漫，聚必生驕，若有所瞻首，則必更躁，風俗難易，久則必亂！

不能以我中華之法統攝，雖千萬之眾，亦需圍而殺之，不遺禍于后世子孫！三年革弊，三年易俗，三年教化，積事九年，若仍冥頑不靈，此天棄其類，錯愛必傷！”